上世纪90年代，繁衍于西伯利亚的禾花雀每年10月会飞到南方过冬，此时的南方水稻低垂，给这些鸟提供了温润的气候和充足的食物。只是鸟也没想到，这会是一条不归路。
《中华手工》杂志在2007年刊登过一篇文章，提到广东人如何捕食禾花雀：当地人晚上拿着大灯，把黑夜照得透亮，把锣鼓打得震天响，禾花雀四散开来，被树在半空中的大网罩住，做成了铁板烧、油炸椒盐和荷叶蒸。这种鸟体型非常小，要想满足味蕾，一个人一餐往往要吃几十只甚至上百只。
这道菜还被作者称为广州本帮菜，誉为“天上人参”。而在《农村新技术》杂志上，赫然写着连续食用禾花雀7天，对治疗阳痿有显著效果。
上海一位美食专栏作家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广东人拿禾花雀来煲汤、卤水、酥炸或者浸药酒，被视为滋补上品。有些老华侨每年10月都要专程回广东寻味，尤以酥炸禾花雀最被推崇。
“别说入口酥融甘鲜的禾花雀本身，就是锅底那炸剩下的一汪油，加两勺冷饭，一把葱花下去炒一炒，也是滋润无比，异香扑鼻。”
贪婪的食客都垂涎欲滴到这个地步，也就不难理解，数量繁多的禾花雀为何会变成濒危物种。2017年12月5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正式将禾花雀列入“极度濒危”等级，离灭绝只有一步之遥。广州一位摄影爱好者在2018年因拍到一只禾花雀还上了新闻。
事实上，无数被贴上滋阴壮阳之物，都被食客穷尽一切来追逐。此前即便生猛如广东人，吃蝙蝠的现象也不普遍。
曾有学者在2006年做过一份街头调查，500多人中仅有43人食用过蝙蝠，占比不到10%。看来，蝙蝠的长相还是成功挡住了不少人的食欲，即便蝙蝠在中国民间传统文化里有着好名声，因为”蝠“与”福“谐音，而蝙蝠的生活小习惯是倒挂，听起来就是“福到了”，而不像西方描绘成吸血鬼的样子。
但不知从何时起，蝙蝠滋阴壮阳功效被拿出宣传。东晋的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说，千岁的蝙蝠是白色的，风干之后研磨成末，吃了可以延年益寿。蝙蝠汤也就不再被计较颜值，登堂入室了。
事实上，吃蝙蝠的地方更多是在非洲和太平洋岛国，目前网上流传最多的几个蝙蝠汤视频都是这几个国家拍摄的。譬如“蔡省长”就笑容满面地说曾品尝过帕劳蝙蝠汤。
国人的这种食补壮阳观念甚至已经影响到了太平洋对岸的物种。加利福尼亚湾的石首鱼被中国食客盯上之后，就处于濒危状态。在墨西哥，私捕石首鱼比贩毒还要利润丰厚。石首鱼的鱼鳔被晒干走私到中国等地，有报道称，一个完整的鱼肚售价高达25万美元。
正如NBC在一次石首鱼走私案中揭示巨大商业利益背后的原因：“因为许多中国人误以为石首鱼的鱼鳔可以壮阳，或治疗循环系统、皮肤的疾病。”
人们看中的不是石首鱼，而是看中了鱼膘，学名叫花胶，被认为男人吃了壮阳补肾，女人吃了美容养颜。
还有原产于北美的象拔蚌也是这个原因。这种海产贝类也没有得罪谁，纯粹是因为长相出格，看上去很像雄性生殖器，免不了让人联想翩翩，自然也无法逃避被吃掉的命运。好在这种贝类已经实现了人工繁殖，避免了走向灭绝的境地。
而几乎所有被传有滋阴壮阳功效的植物和动物，都会身价倍增，让无数人趋之若鹜。从玛咖、淫羊藿、巴戟天，到中华鲎、鱼膘、牡蛎、蛤蚧、海马、禾花雀、象拔蚌……滋阴壮阳的名单可以从西直门写到东直门。
男人不行，流泪的不单单是女人，还有无数的能补肾壮阳的野生动物。野生动物的杀戮史上写满了四个大字：滋阴壮阳。
两年前，常山药业的公告引起很多争议，里面提到，国内ED（勃起功能障碍）患者人数约1.4亿人，假设其中有30%接受专业的治疗，人数将达4200万人，假设接受治疗ED患者每年都能多次使用药物，未来中国潜在的市场规模有望达到百亿元级别，市场空间广阔。
尽管这一数字的准确性存疑，但也侧面印证了补肾壮阳的人对野生动物的需求是多么强烈。
与补肾壮阳的隐性需求不同，吃野味还有一个重要的显性需求：炫耀权力、彰显身份，让人吃出阶层的高贵感。
在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就跟权利等级紧密挂钩。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天子食太牢，牛羊豕三牲俱全，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豕，士食鱼炙，庶人食菜”。意思是天子想吃什么肉就吃什么肉，其他阶层只能按规定吃肉，而老百姓只能吃菜。
春秋五霸的齐桓公吃尽了野味要吃人味，就把自己的想法说给手下一个臣子易牙。易牙马上回家把自己3岁的儿子杀了，做成献给齐桓公喝了。君王权力在美食上被极端地彰显。
除了天子，古代达官贵人、名流富贾以食“山珍海味”为荣。仅山珍就历数了十种野味珍馐，像猩唇、驼峰、熊掌、鹿筋、豹胎、哈土蟆等。其中，以百果为食的果子狸被称为山珍之首。
果子狸从古至今命途多舛。从宋朝开始，就在达官贵人的诗词中出现频率最高，从做法到吃法一应俱全。
大文豪苏轼写过一首诗——《送牛尾狸与徐使君》，里面有一句：“泥深厌听鸡头鹘，酒浅欣喜牛尾狸”。这个“牛尾狸”说的就是果子狸。
杨万里这个吃货文人也曾诗云：“坐无黄雀牛尾狸，荆溪日日思江西”。所以每到冬季，肥美的果子狸成了宋代贵族争相猎食的珍品。元明时期，江南出产的果子狸被指定为贡品，给皇室享用。
到了清代，这种阶层饮食文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御膳房”中备着东北的熊掌、南海的鱼翅、海南的燕窝......飞禽走兽尽是皇帝的口中之物。有一道“清汤虎丹”的菜，用的是小兴安岭雄虎的睾丸作成，片成片儿，摆成牡丹花瓣。
到了现代，饮食文化虽在不断变迁，但依然保留了权利的味道，野味的稀缺性仍是突显身份的象征。八项规定出台之前，公务宴请也助长食用野生动物的歪风邪气。
野生动物保护专家潘文石曾提到，相当一部分公款宴请的高价“压台菜”都是野味，还有了“无燕（燕窝）鲍（鲍鱼）翅（鱼翅）不成席”的潜规则。
四川官场曾发生过野生动物“集体跳崖”的滑稽一幕。2007年，绵阳时任县委书记宴请时任市委书记谭力，桌上摆了苏门羚、扭角羚等珍稀保护动物。谭力故意对该县委书记说：“这是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啊！”县委书记则非常艺术地说道：“从山上滚下来摔死的，不吃可惜了。”谭力会心一笑：“我一来，你们这儿的野生动物就集体跳崖啊？”众人哈哈大笑，开始大快朵颐。
不久后，这位县委书记就被提拔为副市长，野生动物成了上位的垫脚石。好在谭力和这位县委书记最后都因而落马。
2013年，国务院发过一个文件，提到“要规范接待用餐，不提供鱼翅、燕窝等高档菜肴和受保护的野生动物”，公务宴请的奢靡之风才被扼住。
最近一次因为公务宴请野生动物引起热烈讨论的是在广西。热情好客的广西官员用穿山甲来招待前来考察的香港富商，没见过“世面”的香港富二代算是大开眼界，“深深地爱上这野味了”。只是没想到两年后，这位富二代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公然在微博上炫耀吃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引起民愤。最终，连烹煮穿山甲的厨师都被刑事拘留。
2019年10月，温州警方破获了一起穿山甲特大走私案。走私团伙将非洲尼日利亚的穿山甲鳞片先运到韩国釜山港，然后分装在40多个集装箱运到上海的一个小码头，最后转运到温州瓯海。
这些人很有反侦察经验，货车外侧的麻袋装的全是姜片，里侧才是穿山甲鳞片，这样做一方面抽检不易查到，另一方面姜片可以掩盖穿山甲的味道。但这辆车早已被温州海关盯上，当被叉车卸下来之后，整整306包麻袋的穿山甲鳞片，总重量超过10吨。再加上之前走私的两批，总走私量超过23吨，意味着近5万只穿山甲遭遇毒手。
尼日利亚的穿山甲怎么也没想到，没有被贫穷的非洲人吃掉，却被一个远隔万里的国度拿去入药。2018年的统计结果为，尼日利亚共缉获穿山甲及其鳞片14833吨。这是一个恐怖的数字，而绝大多数鳞片的最终流向地都指向了中国。
根据上世纪90年代末开展的第一次国内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11个有中华穿山甲分布的省区还分布有6万余头中华穿山甲。但巨大的需求很快把国内穿山甲变成了濒危物种，之后非洲和东南亚的穿山甲被大量走私到中国。
穿山甲作为哺乳动物，外形虽像一只小霸王龙，但不会叫，也没有牙齿，不具备攻击性，拖着重重的尾巴跑不快，所以遇到危险，它们都会把身体卷成球，用坚硬的壳来保护自身。在自然界，这也算是一种有效的防御手段，诸如老虎狮子这些尖牙利爪的猛兽也拿它没办法。
但这样的特点防不住人类，反而变得很容易被捕捉。它们的肉拿去蒸煮炖焖煲，成了大补的食材，它们的鳞片做成了中药材，说是有通乳和化瘀散结之效。外界一直有声音要把穿山甲的保护等级从二级提升到一级。然而，中国的穿山甲直到濒临灭绝，也没能等来这一天。
事实上，虽然在我国交易和食用穿山甲是绝对违法的，但穿山甲鳞片入药是合法的。如今国内随便一个有中成药的药店，都能买到穿山甲鳞片，这只是一剂价格昂贵的中药，售价三四千元一公斤。
林业系统有这样一个说法，所有合法销售的穿山甲鳞片，都来自库存系统，一年大概25吨的量。但这个量或许远远不能够满足中国的市场需求，而且从2015年开始没有再公开。
野生动物入药一直是中医的传统。《神农本草经》记载了65味动物药，《本草纲目》中动物入药已达461味。
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在颁布27年后，首次进行大修。在野生动物制品能否入药问题上，新法规定：人工繁育技术成熟稳定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经科学论证，可凭专用标识出售和利用。
但立法一直在民俗习惯、动物保护、经济发展和大众舆论之间徘徊。虎骨和犀牛角解禁1个月后又被推迟实施，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2018年，考虑到“合理规划利用才能够有效保护”，中国解除了1993年虎骨和犀牛角不能交易和入药的禁令，允许它们用于医疗和科研用途。
东北虎林园里正常死亡的老虎尸体都存放在冷库里，既不能卖也不想销毁，每年花大量资金维护，他们一直呼吁解禁虎骨药用限制，把虎骨卖了来改善现有老虎的生活，达到以虎养虎的目的。同仁堂的虎骨酒也早已经无虎骨可用，不得不用豺骨替代，虎骨酒也改名成为护骨酒，后来又变成了壮骨酒。
不过，解禁令在舆论压力下推迟至今仍没有下文。从现在的态势来看，重新解禁遥遥无期。
活熊取胆也是在多年的争议中走到了今天。福建有家企业叫归真堂，主营业务是活熊取胆。国家法律规定，熊不能杀，但人工繁殖的可以定期引流胆汁。
熊胆被列为四大传统名贵动物药之首（熊胆、虎骨、牛磺、麝香），是目前唯一可量化生产的名贵动物药，《本草纲目》记载：“熊胆可用于惊风抽搐，外治目赤肿痛、咽喉肿痛。”
2012年2月，归真堂第一次筹备上市，遭到一群社会名人的反对和举报。当时中药协会会长房书亭还说，“取胆汁过程就像开自来水管一样简单，自然、无痛，甚至还很舒服。”这样的说辞引起了大量网友的不满。
归真堂负责人邱淑花越想越气愤，“反对我们就是反对国家”。后来，归真堂多次筹备上市，都因为争议太大无疾而终。邱淑花在媒体采访中哭诉，“早知道搞上市这么苦，我就绝对不上市”。
当年修青藏铁路，为了给藏羚羊留出穿越通道，硬是耗资约7亿元在沿线处野生动物通道，引导胆小谨慎的藏羚羊穿越这条铁路大动脉。藏羚羊也在各方帮助下迅速恢复，种群数量已超过30万。
药用价值一直是人们觊觎这些珍稀物种的重要原因。虽然不少专家说，要摒弃玄学观点，比如他们都以为穿山甲鳞片和指甲盖的成分没什么差别，虎骨和其他动物的骨头成分也无二致。但这样的论调，在数百年甚至几千年形成的文化面前，没有说服力。很多人仍然抱怨，由于缺少了野生动物的原料，导致中药药力和作用下降。
2002年12月30日晚，广东卫生厅接到河源卫生局电话，通报当地一位厨师得了一种不明肺炎，与他接触的几位医务人员都生病了。这是被发现的首例非典病人，却没能引起太大重视。3个月后，非典在北京全方面爆发，这场疫情最终造成了全球8000多人感染和919人死亡。
17年后的同一天，武汉一名李医生在微信群里发出一则消息，提到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出现了7例非典病例，让大家做好防范。这一条消息因为“造谣”，他被官方训诫。
大家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迎接农历新年的到来。直到20天后，在非典一役成名的钟南山发出警告，新冠病毒存在人传人现象。很快疫情重灾区武汉采取了封城举措，一个高传染性的新冠肺炎病毒快速发酵，感染和死亡人数目前已超非典。
从广东到湖北，两次疫情都被认为与野生动物相关。非典之后，爱吃野味的广东人痛定思痛，反思喜吃野生动物的风气。当年正好碰上《广东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提交审议，原本没有涉及野生动物的内容，但临时增加了野生动物的内容。尽管只有50个字，但如何表述却引起了整个社会的讨论。
广东省人大还专门举行了立法听证会和专家论证会，第一版写的是“公民应养成文明、卫生的饮食上的习惯，不吃野生动物，切断由动物引起病媒传播疾病的途径。”大部分女性主张立法不吃野生动物，呼吁广东人彻底改变食用野生动物的习惯。
但这个建议在广东没有市场。广州媒体当时的标题是：禁吃蛇餐不能一刀切 。后来“不吃野生动物”修改为“不滥吃野生动物”，最后颁布的文件又改为了“摒弃吃野生动物的陋习，不吃法律和法规保护、容易传播疾病或者未经检疫的野生动物”。后来又觉得法律不应该指责民众的生活小习惯，就把“陋习”改为了不带褒贬的”习俗“。
而时任广东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王旭东也解释，该条例只是一个倡导性条例。
兜兜转转了一圈下来，舞照跳，马照跑，野味照吃。中国人对野味的态度和美国人对的态度非常相似。枪击案频发的那几年，禁枪的呼声渐起，而当世事太平，很多人又将其抛之脑后。
而广东当年制定爱国卫生条例时，之所以没有一禁了之，跟国家政策条文也有关。
在非典过后半年，国家林业局重新解禁了54种野生动物，其中就包括果子狸、鳄鱼、梅花鹿，而广东人消费量最大的蛇却未在解禁之列。此前，果子狸导致SARS的说法被科研人员“”。
广州当时就有18家餐厅拿到了野生动物经营许可证，可以名正言顺地经营包括果子狸在内的野味。王旭东说：“如果《野生动物保护法》重新明确禁吃，我们肯定也会修改。”
一方面是立法上不够完善，另一方面是南方尤其是两广地区吃野味的习惯早已经根深蒂固。
深圳在《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保护法》法颁布之前，有800多家经营野味的餐厅，每年销售800吨，仅蛇类的最高日消耗量就在10吨以上。事实上，养殖场并不足以满足这个消耗量，最主要的来源还是没有经过任何检疫程序的野外捕猎。
不过，尽管林业局解禁了果子狸，但在“美食荒漠”北京等城市，禁止食用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多达1800余种，包括果子狸、 穿山甲、麻雀、蛇等，无论是野生还是人工繁殖，一律不得食用，这项禁令自从非典后就一直在执行。
北京向来不爱吃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如果要靠食用野生动物彰显城市个性的话，我宁愿硬着头皮干一碗豆汁儿。
在吃不吃问题上虽然有分歧，但政策一直是鼓励养殖野生动物。我国在1988年颁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总则第一条就写有“合理规划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字眼，第十七条就写明：国家鼓励驯养繁殖野生动物。从这个层面来看，合法养殖户不应该承受这样的损失和污名，包括华南兄弟养殖竹鼠，在平常时期都是当地政府宣传的农业致富典型。
特种养殖已经在国内发展成非常庞大的产业。非典发生前，全国果子狸养殖场近1000家，仅湖南就有70多家。而随着果子狸成了非典元凶，果子狸产业很快遭到毁灭性打击。只不过随着林业局的解禁，到了2010年，果子狸的存栏量达到了10万头。2014年，江西万安县还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评为“中国果子狸之乡”，全县的果子狸存栏量达6000多只。果子狸和娃娃鱼早已发展成了每年数亿元规模的产业。
梅花鹿也是一个被成功人工繁殖的品种，而龟鳖养殖更是数目庞大。2019年7月广东省龟鳖养殖存量8775万只，龟鳖类养殖场9.1万个，涉及人员近百万，总产值近1000亿元。这还仅仅是一类动物在一个省份的效益。
但这里的问题就在于，人工繁殖的野生动物和野外生长的野生动物无法简单清晰地甄别，给管理部门带来执法困难。养殖场很容易披着合法的外衣，私下做着野生动物的非法交易。
比如《南方周末》曾在2017年做过一篇调查报道，得出的结论是：穿山甲很难被人工养殖，养殖场成了走私野生动物的保护伞。
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发生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就紧急行动，全面清理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和经营利用场所，无论是野外捕捉还是人工饲养，合法还是非法，野生动物交易被全面禁止。野味店一夜都关门了，甚至连牛蛙、甲鱼这些饭店里稀疏平常的食材也悄悄拿下了菜单，餐饮和养殖业损失惨重。
2月15日，求是网发文，要求，“食用野生动物的风险很大，但‘野味产业’依然规模庞大，对公共卫生构成了重大隐患，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有关部门要加强法律实施，加强市场监管，坚决取缔和眼里打击非法节省动物市场和贸易，坚决革除烂食野生动物的陋习，认真评估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的修改完善，抓紧出台生物安全法等法律。
而作为个体，树立一个正确的饮食观念也是当务之急。蛋白质获取早已不再是问题，人们已经过了需要靠野味来改善生活的窘境，我们应该克制的是欲望和贪婪，少一些炫耀和猎奇。吃早茶喝糖水的广东人显得多么精致，而那些动不动贪吃、生吃各种山珍野味的中年男人则暴虐和油腻。
2006年，国内进行过一次野生动物大调查，吃野生动物的原因选择滋补的占32.4%，选择好奇的占31.1%，选择提高消费档次的占9.2%，选择味道的占2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