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里有一个术语，叫作“劫”，如果非要用通俗的方式来解释，我只能告诉你，那是一种黑白棋子彼此纠缠不清的状态。汉语里，这个字也可做“劫难”、“劫持”之解。而在棋盘之上，某些劫确实生死攸关，某些劫则永难消解。设想一下，假如深陷其中的不是某几枚棋子，而是某一个人呢？
黑白棋子交替落在纵横十九路的棋盘内，永远别指望次序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而这，几乎就是钱宇平全部的生活，从4岁直到40岁，注定还要贯穿于他的下半生。就如同一座老式挂钟，“滴-答”声必然与其生命相始终。
即使一座挂钟，也有发生故障、暂停摆动的可能，棋手钱宇平也是一样，生命中有那么几次，他大脑出现混乱，连摆布黑白棋子这种最简单的程序也没办法完成。好在他现在回到了棋盘边，钟摆继续“滴-答”。
早晨通常是从中午12点以后开始，他起床后会直接坐到棋盘前，摊开几年前的一本《中国围棋年鉴》打谱，无所谓什么时期的什么棋谱，这几天摆的是两个业余棋手的极平常的一盘对局。也无所谓什么早餐或午餐，他只是偶尔从盒子里捏起一块饼干，喝一口必须有甜味的饮料，就如同随手从棋篓里捏起一枚棋子，要么就是黑的，要么就是白的。
也许因为父母都是医生的缘故吧，单室房间打扫得极其干净，看上去，这完全不像单身男人钱宇平的居所。
晚上七八点，住在附近的父母把做好的饭菜送来，他简单完成一天当中惟一的正餐，出去散一会儿步，回家上网下棋，直到翌日凌晨。
他住在一处上海老式居民楼的一层，睡觉的时候，阳台的花格子窗帘通常是拉开的，起床后反倒要拉上。不过没什么邻居注意这一户的正常或异常，他的生活与他们不存在一丝一毫的联系。
“无所谓，什么都可以谈，其实也都没什么好讲的。”他坐到我的对面，态度温和，对往事并没有我预想的敏感和回避。不过，他的回答总是很被动，差不多每说完一句话，还会“呵呵呵呵”笑几声。他语速缓慢，词句简单，而且嘴唇鲜有完全闭合的时候，这些都很容易让我想起那个叫马晓春的围棋鬼才。
头发蓬乱、蓄着小胡子的赵治勋在棋盘前正襟危坐，像是在为一场决斗做最后的准备。对面的座位一直空着，其实他的中国对手已经弃权，理由仅仅是——头疼，赵治勋此前接到了通知，他却不肯相信。
弃权？怎会是！这不是什么小孩子的游戏，而是富士通杯的决赛啊，一盘定乾坤——定的是新科世界围棋冠军，奖金丰厚，更重要的是事关国家和个人荣誉。
历史用一小时的等待确认了一个罕见的事实——韩裔日本棋手赵治勋自动获胜，不战而胜。看起来他好象并不开心，觉得对手的举动羞辱了自己，也羞辱了他。
毫无疑问，来自中国棋界、媒体和棋迷的震惊要胜过赵治勋一万倍。1991年，中国还没有在围棋上获得过一次世界冠军，即使是被奉为民族英雄的聂卫平，此前只是两度杀进过决赛，功败垂成，这反倒加剧了中国人对冠军的渴望。这一次，24岁的钱宇平九段杀进决赛，而且是一路完胜多位超一流棋手，势不可挡。钱宇平是聂卫平最为器重的中国棋手，舆论也认为其夺取世界冠军只是迟早的事。
1991年8月1日早晨，即将出征第四届富士通杯世界围棋锦标赛决赛，围棋队总教练聂卫平拿着机票和护照敲开钱宇平的房门，催促他出发，钱宇平却简单的一句“我头疼，前几天就讲好不去了”。他的态度突然而决绝，任何领导的劝慰都已成为徒劳。三年前，钱宇平曾因极度神经衰弱而休养过一段时日，平素的生活细节中也会有些许异于常人的举止，但对于这次的临阵放弃，领导、队友们还是大感意外。
是的，没有谁会因为头疼，仅仅因为头疼，就放弃这样的比赛。只不过，无法抵御的紧张和恐惧中，钱宇平胡乱抓到了这个理由，并顺利说服了自己。
“他当时的想法是，只要没参赛，就没有输给赵治勋。”曹大元九段与钱宇平共处了将近20年，比较了解钱宇平重压之下的思维逻辑，在他看来，这样一个时间段的钱宇平已经陷入心理疾病当中了。
“当时身体健康情况不好，又没把握肯定赢，觉得输掉不好看，面子上下不来。”16年以后，钱宇平这样解释富士通弃权的原因。某些时候，他对记者强调弃权是“领导同意的，没什么影响不好”，某些时候，他又承认有点后悔，“不下好象不大好，不过下了也未必好到哪里去”。
生于1966年的钱宇平自幼被视为神童，直到1990年代，他仍是中国最年轻的九段棋手。这个中国围棋希望之星的突然弃权及其后的黯然陨落，很容易让人想起中国最著名的神童宁铂，1980年代中期，因为莫名的恐惧，他三次报考硕士研究生又三次在考前放弃。
在体育领域，弃权也并非孤案，早在“文革”之前，中国乒乓球队也有过选手惧怕比赛而自残的极端事件。
“不管发生啥事，作为一个棋手，我爬也会爬到赛场来的。”赵治勋事后如此评价轰动一时的“弃权事件”。5年前，刚刚遭遇严重车祸的赵治勋坐着轮椅参加日本棋圣战的决赛，他被绷带裹紧的身体活像一具木乃伊。被誉为棋坛斗士的他似乎有资格这么表达费解。不过后来的故事表明，这评价对钱宇平不那么公平，他遭遇的灾难远甚于一场车祸。
在钱宇平的头脑里，一直有一种感觉：每当输了棋，就会浮现很多幅面孔，全是嘲笑的、蔑视的面孔。他太怕输棋了，这不仅耽于外界的重压，他尤其怕被人瞧不起。不幸的是，弃权并不能让其真正解脱，他的大脑很快被更混乱的人马冲垮了。
假如一个棋手已没有可能平静地坐到棋盘前，假如一个成年人看见其他人的手表都会嚷嚷着要据为己有，难道不比车祸的伤害更可怕吗？1991年8月，钱宇平就陷入这样的危机中。9月初，他被送回上海老家休养。一年以后，钱宇平又硬撑着下过几次棋，但这次短暂复出是如此令人颓丧，他的棋就像散了架，丢了魂，随便什么对手都可以输。这导致他的心理越发崩溃，加重了病情。
谁也没想到，轰动性的弃权事件竟像一次诀别，钱宇平就此结束短暂的辉煌，再也没杀回来。
1980年代中后期，聂卫平在中日擂台赛上豪取11连胜，被视为民族英雄，其轰动效应几乎等同于中国女排夺取世界冠军，被赋予的意义大大超出体育范畴。“我们每次在国际比赛中输了棋，都会收到大量的棋迷来信，至少几百封吧，压力非常大。”曹大元九段用手比划着信的厚度。
还有一件事也很可怕：假如谁在国内比赛赢了聂卫平，都会遭致棋迷的不满，斥之为“只擅长‘窝里横’”。
那时候，国际级比赛少得可怜，国人在体育上的兴奋点也少得可怜，围棋国手们承担了每每超出极限的重负。
“下围棋真的挺苦的，那么单调，那么寂寞，尤其输棋的时候，很可怕。”曹大元深有感触地说，棋手其实一生都要孤独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很难有人可以真正交流。而他们那个生活不够多元的时代，又特别难找到排遣抑郁的通道。“在那种环境下，自己性格上假如有点缺陷，就很容易出问题。”让曹大元不胜唏嘘的，除了钱宇平的故事，还有他的妻子杨晖，这个敏感而又颇多天分的女棋手，常会因为一些小事而当众哭泣，1994年，内心突然崩溃的杨晖行为更为激烈，竟从上海父母家的4楼跳下，所幸没有大碍。
在1980年代后期的国家队，钱宇平被公认为高手中最刻苦的一个，因为平均每天研究棋谱超过10小时，他有了“打谱机”的绰号。而重大比赛前夕，“打谱机”通常要超负荷运转，曹大元和王元回忆说，为了研究棋谱，准备大赛，钱宇平有过连续七八天甚至两周不怎么睡觉的经历，到最后想睡的时候，却根本睡不着了，“头疼得像要裂开”。
钱宇平的前辈棋手、上海名宿曹志林说，多数棋手打谱，都是浏览性的，一局棋谱花上一二十分钟也就够了，“但钱宇平不同，他打一局棋谱至少要花几小时。”
1990年前后，上海记者胡廷楣去宿舍看望钱宇平，发现他对面的床铺已经没人住了，空床上零散放着三个沾满灰尘的空酒瓶，“这（指单独一个房间）在围棋队相当特别，大约他打谱太投入，别人都没法忍受吧。”胡廷楣说钱宇平的状态让他想到三个字：苦行僧。
上海人钱宇平喜欢说“还好”、“都差不多”。谈到对下棋的态度，他说“也有过麻木”，马上又补充一句“不过也还好”；谈起小时候对围棋的兴趣，他说“下了也不是很难受”，猜猜接下来一句是什么？——“但也不是兴趣大得不得了。”进行自我描述的时候，他愿意选择模棱两可的说法。他对生活本无苛求，唯一的例外，就是在下棋上面，他偏执地陷入一个“劫”中，无法自拔。
王元八段曾是钱宇平在国家队的室友，酒友，“打谱机”辛劳工作的直接见证人。事实上，早在1976年，钱宇平的敏感、好胜和天真就令王元印象深刻。
王元其时随四川队前往上海比赛，有一盘，16岁的他对阵10岁的钱宇平。“我与钱宇平下棋前，正大嚼泡泡糖——泡泡糖是我去上海前从未见过的。10岁的钱宇平对他的老师告状说：‘你看他那么大了，还在吃泡泡糖。’”那一局，王元本来是大败之势，但最后逆转了。收棋后，让王元尴尬的是，这个10岁的对手竟哭了起来。
10多年过去之后，在王元眼中，当年那个“钱儿童”的性情并未有什么改变。有一次，一起参加一项国内的循环赛，钱宇平在对王元八段的比赛中痛失好局，他当场脸色血红，甚至声称不想再继续下面的比赛。
上海《新民晚报》记者徐世平与钱宇平的交往始于1984年，像此后的若干次经历一样，他感觉自己必须陪伴那个深陷巨大痛苦中的、年纪已经不小的孩子。
1984年，“国手战”在扬州的名胜景点个园进行。比赛间隙，徐世平常常看到钱宇平跑出来，对着园子里假山的山洞发呆。“一天深夜，我突然被人叫醒，睁眼一看，是钱宇平。他说，他睡不着，想出去走走。”那一夜，他觉得18岁的钱宇平思路很乱，不知道想要表达什么。“只是有一点，我听明白了。钱宇平说，下棋很苦，是心苦。我感觉，他的负担极重。”
1985年，未满20岁的钱宇平远赴东京，初次参加中日围棋擂台赛就遭遇强大的小林光一，在局面一直落后的情况下，他下得极为顽强，并终于造成小林的失误。正当观战的中方高手们发现了实现大逆转的绝佳时机，异常兴奋之时，钱宇平却推枰认输。
聂卫平冲到对局室为钱宇平摆棋，告诉他如此如此就可翻盘，这时发生的一幕，让一旁的浜崎感到震惊。“血一下子全涌到了（钱宇平）脸上。大概是觉得燥热了吧，他把衬衫猛地向外一拉，顿时胸前的两粒钮扣飞蹦而出。当时钱选手的表情真是难受之极，我采访围棋比赛多年，还从来就没看到过一个棋手输棋之后，会有如此痛苦的表情。”
那次失误，本来是棋手比赛中皆会遭遇的盲点，当时的国内舆论却炒成了“钱宇平赢棋认输”，一时沸沸扬扬，甚至惊动了喜欢围棋的人。
输棋的翌日，钱宇平一大早就悄悄跑到理发店，剃了一个光头，说自己削发“以谢国民”。钱宇平头大，额宽，后来大家开玩笑说，他剃了光头倒真的很合适啊。
钱宇平说，一些关键比赛中的关键时刻，他往往感到会被巨大的惊恐攥住。棋盘上，该进还是该退，该取势还是该取地，抉择的痛苦其实折磨过每一个棋手，而对钱宇平而言，这痛苦总是大到让人绝望。
江铸久九段在其回忆录中描述了一次参加中日围棋擂台赛的花絮。当时他和钱宇平住同一个房间，因为赛前神经绷得很紧，他早早躺下，却长期处在懵懂状态。“我当时是朝着墙睡的，无意中睁开眼吓了一跳，墙上能够正常的看到有一对哑铃（的影子）晃来晃去。”他很快意识到，那是钱宇平在健身。“可是赛前我太紧张，神经过敏地以为哑铃就在我的头上晃动，唯恐钱宇平万一举不动，手一松，哑铃掉下来砸在我身上，那我就不能比赛了。”
在国家队里，钱宇平的行为有时会略显特别，比如每次外出比赛，他都要在旅行包里塞进两个大哑铃，以便随时进行锻炼。在健美之外，对于气功、通背拳，迪斯科，钱宇平也多有涉足。“他锻炼很刻苦，到后来浑身肌肉，其实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有更好的精力打谱。”曹大元说钱宇平房间里最醒目的就是地上一长排的酒瓶子和两个硕大的哑铃，以及半开着的抽屉里胡乱堆放的杂物。“他的生活能力很差，似乎生命里只有围棋。”
按照曹大元的说法，钱宇平生活中有一些“稍微和常人不一样的地方”，但谁也没太介意。比如他“追”过很多女孩子，有运动队的女队员，宾馆的女招待，但基本都属于单相思。
有一次国家队去福建比赛，钱宇平对宾馆附近店铺里卖拖鞋的女服务员颇有好感，为了接近对方，他一次又一次前去买鞋。到了退房的时候，发现床底下满是拖鞋……
对于这个坊间流传的趣事，钱宇平并不否认，但他要很认真地纠正一点：“其实也没那么多，只买了三双。”
在与我对话的过程中，他时而指指《体育画报》的图片，“这个罗雪娟长得还可以哦，她结婚了没有？”时而又聊到郭晶晶，“她和那个公子哥到底怎么回事？”他还会陷入怀旧情绪，“我那时和柳青（前女篮国手）不错，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他也毫不掩饰一个心事——他渴望感情和婚姻生活。
当年国家围棋队的队友证实说，钱宇平确实就是这么一个人。哪个时期钱宇平心仪着哪个女孩子，在队友们那里从来不是秘密。他并不羞于表达，恰恰相反，周围人会觉得他的抒情过于直白和大胆。
输了棋，钱宇平习惯于坐在宿舍床上喝酒消愁，一把花生米，一瓶尖庄或二锅头，喝多了，就坐在那里对自己嘀嘀咕咕：“哎呀这棋下的臭。”也可能跑到走廊里，长啸几声，或者高声唱歌。这时候，队里所有人都知道，钱宇平正郁闷着。
在中国围棋国手中，总是不缺乏怪才的，哪怕钱宇平怪得稍微独特一点，也不会有人觉得反常，甚至在弃权事件刚发生的时候，周围人也没觉得事态多么严重。及至钱宇平精神崩溃，思维混乱，一切都已无法逆转。
